个体情感与家庭责任、婚姻的情感性与工具性之间的内在张力构成了人们真切感知的生活现实，这也反映在人们对婚外亲密关系矛盾复杂的社会态度上。一方面，婚外恋构成了巨大的社会焦虑和恐惧。“婚姻忠诚”在官方和主流公共话语中被高度强调，并试图通过法律来对婚外两性关系进行制裁，比如200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中，明确规定夫妻间有相互忠诚的义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另一方面，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性学研究所的调查，在2000～2010年，不仅婚外性行为在增加，人们对婚外恋、婚外性的包容度也在提升（潘绥铭、黄盈盈，2013）。
婚外包养中的性别、阶层与城乡
亲密关系不仅充溢着流动的情感、金钱和性，而且蕴含着复杂多样的社会意义。通过对不同案例的深描和分析，我指出婚外包养关系成为人们建构性别身份、协商社会地位、获得有意义的自我认同、价值感和尊严的途径。然而，包养关系对于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个体而言，具有不同的意涵。阶层、城乡和性别等社会力量相互交织，深刻地影响了人们进入包养关系的轨迹、在关系中的互动与体验、对亲密关系的理解以及关系管理策略。
对商业阶层男性而言，包养关系成为将经济能力转化为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在男性欲望显性化和女性身体商品化的性别话语的支持下，拥有漂亮女人成为彰显身份、权力和优势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商人阶层的一个群体性实践。因此，商人的二奶们不仅要在私人领域满足对方地位感的需要，而且要通过一系列的身体管理、亲密互动等方式帮助对方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出优越感，并建立起有吸引力的男性形象。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工薪阶层男性。他们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去势”，包养关系更多起到的是“尊严补偿”的作用。作为一种个体策略，他们依赖二奶提供的体贴的家务服务，以及她们压抑抱怨和失望等情感管理的努力，以肯定其家庭供养的角色和一家之主的身份，生产出男人的尊严和价值感。
对进入包养关系的城市女性而言，由于她们身处的社会圈子已整体性地受益于市场改革实现的向上流动，个体积极参与到消费文化所形塑的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和设定，构成了其社会交往和群体接纳的重要凭证。与此同时，她们身处高度推崇男性供养的性别文化之中，长期依赖与男性的亲密关系来建构有意义的性别身份，并维系社会阶层位置。与已婚男性的亲密关系是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结婚对象”时的过渡性选择，从而能够维持时尚的生活方式，保持与原有社会网络的连接，避免向下流动的尴尬境地。在关系管理中，她们将亲密关系工具化和去情感化的同时，也积极寻求经济供给与情感付出之间的相对平衡。
包养关系对来自农村的打工妹而言的意义更为复杂，男伴在情感上的关切与经济上的供给对她们来说往往同等重要。在高度缺乏安全感、归属感和个体尊严的乡城迁移经历中，包养关系以其相对长期、稳定和类家庭的特质，成为打工妹获得情感慰藉和支持的临时性替代。她们中的一些人通过男伴的经济供给实现了向上流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农村身份的限制；另一些则将男友的物质供给和社会地位视为有吸引力的男性品质的表征，享受与心仪的男人谈恋爱的美好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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